第488章 改革就一条，反对无数条
    放下手里的信，苏泽揉了揉太阳穴。
    苏泽也佩服刘知节的魄力，在找到突破口之后，刘知节立刻就冲到了县里，亲自督办田皮改革。
    有了这个突破口，刘知节乐观的估计，整个河南一半的府县能够同意开征商税，田皮也能流转起来。
    放下这份河南的来信，苏泽又拿起另外一封信。
    这是夷陵知州张元忭的来信。
    河南的商税问题算是有了眉目，湖广四川那边还是没有进展。
    桌子上这封，就是张元忭给苏泽写的求援信。
    但是张元忭遇到的问题，和河南的问题完全不同。
    河南是一个农业大省，主要的阻碍是乡绅地主。
    土地是乡绅地主的生产资料，其实佃户也算是他们的“生产资料”。
    乡绅地主不愿意开征商税，也是不希望农民离开土地。
    开征商税，也就意味着地方官府的权力扩大，可以越过他们直接管理乡村。
    这些都是河南乡绅地主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李一元提出的破局之法，就是利用田皮田骨产权的问题，分化地主乡绅，通过流转田皮所有权的办法，瓦解乡绅地主对地方上的控制力，从而推动商税改革。
    这个方法是极巧妙的，李一元不愧是大九卿之一，一出手就切中要害。
    这就是大九卿的实力吗？
    打开张元忭的信，夷陵税关遇到的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恩师钧鉴：学生忭于夷陵叩首。”
    “夷陵地处三峡门户，商旅往来本为常事，然近月以来，入川税收陡减三成，其势甚异……”
    张元忭是夷陵知州，朝廷在夷陵设置税关。
    按照当时的约定，因为责权对等原则（422章），对出川货物进行缓征。
    缓征的计算方式，就是按照入川和出川的货物量之比，按照差额比例来减缓征税。
    比如出川货物如果是入川货物的五倍，那按照这个方法计算，就对出川货物征收五分之一的商税。
    苏泽当时之所以有这个信心，是因为他相信，随着技术发展，等到蒸汽轮船的出现，入川的物流成本会进一步降低。
    而川中本就是一个大市场，到了那个时候，入川货物量就会和出川货物量持平。
    按照那时候的约定，只要入川出川的货物相当，朝廷就可以对出川货物全额征税了。
    那时候，朝廷仅靠夷陵税关一地，就能对整个巴蜀地区征收了。
    这个办法自然是十分的巧妙，可以倒逼四川主动开征商税。
    刚开始的时候，正如苏泽所料的那样，大量货物涌入四川。
    入川货物量开始上涨。
    但是很快，入川货物的量又开始下滑。
    张元忭是苏泽的弟子，自然知道苏泽的全盘谋划的。
    入川货物量下滑，那也就意味着明年还要继续对出川货物减免征税，这延误了朝廷全面开征商税的大计，张元忭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于是张元忭也进行了调查。
    一调查，结果也让张元忭背脊生寒，他连忙给苏泽写信，让胖鸽子发动技能“星夜”，连夜带了回来。
    入川货物下滑，其中一个原因，是川中的“抵制外省棉布”的运动。
    二月份的时候，重庆手工织户聚众冲击卸载外省棉布的货船，烧毁了三船入川的棉布，让贩运棉布的外省商贩蒙受了不小的损失。
    这些棉布商人告到了当地衙门，地方官府却推诿扯皮，不肯受理。
    后来好不容易受理了，带头闹事的首领早已经逃亡，官府连主犯都抓不到，更别说找人赔偿这些棉布商人了。
    这些商人货物受了损失，还搭进去一大笔诉讼的费用，最后也只能自认倒霉。
    这样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布业。
    入川的几种大宗货物，棉布、铁制品、肥皂，全部都受到了或大或小的抵制。
    唯一没有受到抵制，还在不断增加入川销量的，是印刷机和纸张油墨。
    这是因为前面的东西，川中的小作坊也能生产，本地形成了行会抵制。
    而印刷机和印刷纸油墨，这些都是川中没办法手工生产的，而川中兴起了本地办报的热潮，所以大量购买印刷机等产品。
    而这些印刷机入川之后，印刷的本地报纸，又都是号召川地百姓抵制外省货的。
    这些印刷机，反而成了抵制外省货物的宣传武器，更加剧了入川货物量的下滑。
    相反，出川货物因为税收上的减免，获得了税收的优势，倒是反过来卖掉了湖广，加大了两者之间的逆差。
    对于这个黑色幽默的结果，张元忭可是笑不起来。
    他身负朝廷的期待，如果没办法做好夷陵税关的差事，那官场的前途也就到头了。
    但张元忭也只是夷陵知州，而夷陵知州都不是四川的官儿，他根本没办法影响到四川的事情，所以只能写信向苏泽求助。
    难办啊。
    苏泽也头疼。
    河南的抵抗，还能杀一两个不良士绅来杀鸡儆猴。
    但是四川这种抵抗，甚至连主谋都抓不到。
    原时空的历史书上，工业生产似乎是一夜就完成了，似乎“点出”了某个科技之后，国家就完成了工业化，就进入工业时代了。
    但实际上，工业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初期的工业化，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代，工业生产只在某些领域拥有优势，在很多领域甚至还不如手工生产。
    比如原时空的大清，一直到灭亡前，江南手工织布行业依然拥有生产优势，一直等到江南被打烂了，国外纺织业才得以倾销国内。
    而原时空英国殖民者，也曾经被印度的手工土布打得落花流水。
    英国殖民印度之后，瓦解了印度的手工织布业，英国的机器织布才得以倾销印度。
    而且所谓的工人阶层，也不是一下子出现的。
    甚至可以说，在工业发展的初期，能够主动维护自己权力，并进行政治斗争的，偏偏不是那些工厂中的产业工人，而是手工业主。
    手工业主本身就有传统的行会，行会将他们凝聚起来，甚至要比早起的工人组织更有凝聚力和行动力。
    手工业主本身也算是有产者，有些手工业主也是地方乡绅，他们本身就有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
    所以在工业化初期，也会出现这样的奇景。
    最反对机器生产的，往往是这些刚刚还和工人站在一起的手工业主。
    手工业主们冲进工厂，砸烂机器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
    四川也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抵制工业，抵制商税的，就是四川的手工业主。
    四川发达的手工作坊，也是抵制商税的主力。
    这与河南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苏泽叹息了一下。
    前世的时候，他也诟病过，原时空张居正的一刀切改革太过于粗暴，没有考虑沿海货币充足地区和内陆贫银地区的差异，粗暴的推动一条鞭法，让内陆地区的百姓受损。
    但是现在苏泽也明白，整个大明实在是太大了。
    改革中遇到的问题也太多了，而且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问题。
    对张居正来说，能动用的政治力量也是有限的。
    张居正又不像自己有挂，只能先用自己的威信，强行将改革推动下去，期待能进行进一步的改革。
    只是原时空，张居正的改革没能持续下去，最终只是昙花一现，暂时缓解了大明的财政状况。
    现在大明的商税的改革，也进入到困难阶段。
    苏泽想了想，决定还是要找人想想办法。
    整个朝堂之上，最了解四川问题，也在四川有威望的，就只有赵贞吉了。
    苏泽来到内阁，向兵房主事宋纁提出要拜见赵贞吉后，赵贞吉很快就在新值房见了苏泽。
    内阁翻新的工程已经差不多完工了。
    以往阁老们都挤在一起办公，也就是用小格子隔开，办公环境十分的恶劣，而且也有损阁老的威严。
    隆庆皇帝从内帑拨款，翻修内阁和兴建中书门下五房的公房，苏泽对内阁的办公场所也进行了改革。
    首先是每一个阁老都设有单独的值房。
    值房都是单独的公房，前排则是对应中书门下五房的办事处，对应的文吏都在附近办公，专门负责辅助阁臣。
    此外内阁又设立了一个议事堂，阁老们就不用挤在一起办公，只需要定时来议事堂议事就行了。
    此外内阁还有了专门的小厨房，以后阁老值班也能有一口热的吃了，不用和司礼监一起吃简单加热的面条了。
    阁老们都对新的内阁很满意，不过还要等下个月的良辰吉日，也就是四月九日才能正式搬进去。
    但是赵贞吉显然不愿意再等，反正新内阁也就在旧内阁边上，赵贞吉提前就搬入了值房。
    赵贞吉一搬家，张居正和诸大绶也立刻搬走了，只剩下高拱一人在旧内阁办公。
    新内阁，每一位阁老都是单门独院的，不像是以前那样，见客还要专门去会客偏厅。
    会客偏厅人多口杂，自然是不如单门独院那么方便。
    这也是为什么除了高拱这个首辅外，其他辅臣都忙不迭搬走的原因。
    新内阁实在是太方便了，可以随时接见自己的下属，这阁老也更有威严了。
    赵贞吉的值房略显凌乱，墙上挂着大幅川省舆图。
    西北战事开启以来，作为内廷成员，赵贞吉比以前更忙了。
    按照新的军事体系，内廷就是军事的最高决策机关，内廷就是围绕皇帝设立的。
    但是隆庆皇帝的情况，也不能让他处理太繁重的军事。
    所以如今的内廷运行，总参谋部按照地方上送来的《形势报告》，分析研判战局，向内廷提供决策参考，起草《作战参谋报告》。
    然后由赵贞吉和司礼监商议出方案来，再由皇帝批准。
    司礼监的三个大太监，也都不精通军事，所以实际上辅助皇帝决策，就是赵贞吉一人。
    这套体制，却发挥了出奇的效率。
    赵贞吉又负责兵部，在他的协调下，总参谋部、兵部运行的十分的顺畅，西北的战局顺利，后勤保障也及时，皇帝也十分的满意。
    “夷陵税关有什么事情？”
    苏泽落座后，赵贞吉就开门见山问道。
    苏泽拜见之前，已经让宋纁通报了自己为了夷陵税关的事情而来，赵贞吉平日里并不关心这方面的事情，苏泽突然来找自己商议，赵贞吉还是有些意外。
    但是想想也不意外了，自己算是川中官员的后台靠山，一定是夷陵商税遇到了什么问题，所以才找自己商议的。
    苏泽将张元忭打听到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说给了赵贞吉听。
    赵贞吉对于商税的态度，也悄然发生了改变。
    正是因为大明的财政力量加强，才能在多处开战，并且进行新军改革。
    如今群臣都吃到了财政的好处，又怎么可能回到原来？
    总不能让朝廷再回到过去紧巴巴的日子吧？
    所以作为阁臣中的一员，赵贞吉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自然也清楚，四川对抗开征商税，是逆了整个朝廷的风向而动。
    当然，这逆流而动也是有技巧的。
    如同四川那样，直接用暴力来对抗，迟早会引来朝廷的关注。
    如果那样，就和河南的事情一样，没法善了了。
    苏泽说完了川中的情况，叹息说道：
    “此非一地一县之事，乃川中数省行会联合自保，抵制外省‘倾销’，其势已成，地方官府或消极，或暗助，夷陵税关策恐有搁浅之虞。”
    “下官苦思，若强行弹压，恐激起更大民怨，反伤朝廷威信，且正中其煽动‘官商勾结、剥削川民’之言。不知赵阁老可有良策破此僵局？”
    赵贞吉看向苏泽，这件事苏泽不找主持内阁的高拱商议，也不找开征商税最积极的张居正商议，偏偏来找上自己，是要让事情又回旋余地。
    否则用上河南那样的雷霆手段，川中反而是要吃大亏的。
    赵贞吉明白，苏泽自己是四川女婿，这是给自己的一份面子，也是给四川的面子。
    这时候如果自己拒绝了苏泽，那接下来这件事就不是自己掌握了。
    内阁中的剩余的几位，对四川可没有半分怜悯之情。
    高拱和张居正，都是力主在自己老家开征商税的狠人。
    赵贞吉思考再三，终于说道：
    “此事根子，在于‘一刀切’的缓征之法，给了他们抱团取暖、一致对外的由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