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寒假，风来得比往年更烈些。北风颳过小巷的青石板路，把墙根下枯了一冬的草吹得簌簌发抖。
    巷头的动静却热热闹闹的，李一鸣家的院墙被拆了半边，新砌的砖墙还泛著湿冷的水泥味儿，几平方米的小房间像个精神的小堡垒，支棱在巷子口。门口掛著块红底白字的木牌，是李一鸣特意请李墨如写的“便民小卖部”，墨汁还透著新鲜，被风一吹，墨香混著水泥味飘了老远，引得路过的人都忍不住多瞅两眼。
    柜檯是用旧木板钉的，被李一鸣擦得鋥亮。里头摆著一排排酱油醋盐的玻璃瓶，瓶身乾乾净净，標籤纸贴得整整齐齐，看著就舒坦；玻璃罐子里装著五顏六色的水果糖，糖纸在昏黄的日光灯下晃得人眼馋；还有散装的瓜子、花生，用小秤砣称著卖，李一鸣心眼实，斤两给得足足的，从不缺斤短两。
    最惹眼的，是摆在柜檯正中央的那部电话机。机身圆润，拨號盘鋥光瓦亮，上头的数字清晰得能照见人影。李一鸣正在柜檯前，手里攥著块洗得发白的抹布，反覆擦拭著电话机的每一寸角落，动作轻柔得像是在抚摸什么稀世珍宝。他时不时凑上去，对著听筒吹吹灰，又把电话线理了理，那股爱惜的劲儿，看得旁人都忍不住打趣他。
    这事像长了翅膀，不消半天就传遍了整条小巷。
    宋莹拉著李墨如的胳膊，挤在小卖部门口的人群里，眼睛直勾勾地盯著那部电话机，眼珠子都快粘上去了。她往嘴里丟了颗刚买的水果糖，甜丝丝的味道在舌尖化开，她轻轻咂舌，声音不大，却刚好能让身边的李墨如听见，语气里满是感慨：“四千三百块啊，搁咱棉纺厂，一个月工资才三十几块，不吃不喝攒两年都未必够这个数，看来一鸣摆摊是真赚大钱了。”
    李墨如点点头，目光落在李一鸣忙碌的背影上，嘴角弯起一抹欣慰的笑。她想起前些年，李一鸣摆摊，夏天晒得黢黑，汗水顺著脊樑往下淌，冬天冻得两手通红，指尖裂著口子，却还是风里来雨里去的，从没喊过一声苦。如今总算熬出头了，她打心眼儿里替他高兴，也暗暗嘆服这小伙子的韧劲儿和眼光。
    黄玲也在跟著街坊们看热闹，听见宋莹的话，她脚步顿了顿，嘴角噙著笑凑过来，接过话茬儿：“可不是嘛。李婶以前提起一鸣摆摊，那脸都皱成一团，生怕別人说三道四，生怕別人说三道四，觉得没面子。昨天我在车间碰见她，她跟人嘮嗑，腰杆挺得笔直，嗓门都亮了三分，说个体户未必比不上铁饭碗，扬眉吐气得很。”
    正说著，就听见庄超英清了清嗓子，慢条斯理的声音在嘈杂的人群里格外清晰：“我算过一笔帐。”他鼻樑上的黑框眼镜滑到了鼻尖，镜片上沾了点灰尘，他抬手推了推，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这话一出，周围的人都安静了些，齐刷刷地看向他。庄老师是巷子里的文化人，他算的帐，肯定错不了。
    “接听一次电话一毛钱，打出去的市內电话，每分钟六分钱，长途的话，那资费可就高了，按距离算，少则一毛五，多则好几毛。”庄超英掰著手指头，说得头头是道，“现在谁家没个外地亲戚？知青返城的这么多，写信慢，发电报贵，打电话多方便。巷口人流量又大，来往的都是街坊邻居，还有过路的行人，估摸著一年半载，这安装费和电话机的钱，就能赚回来了。”
    话音刚落，林武峰的爽朗笑声就响了起来。他刚从厂里下班，身上的蓝布工装还沾著星星点点的机油味儿，头髮上也落了点灰，却丝毫不显狼狈。他拍了拍庄超英的肩膀：“庄老师的帐算得就是精！这电话可不只是个通讯的物件——人来了店里，打完电话，总得顺手买袋盐、打瓶酱油，或者给孩子称二两糖，这叫借势促销，一鸣这脑子，可比咱这些守著铁饭碗的活络多了。”
    人群里响起一阵附和的笑声，有人忍不住挤到柜檯前，问李一鸣：“一鸣，啥时候能打电话啊？我娘家在城南，我弟媳妇快生了，好几天没著家了，我打个电话问问情况。”
    李一鸣直起腰，脸上的笑容敞亮得很，他拍了拍电话机，大声应道：“隨时能打！邮电局的师傅说了，线路通著呢！”
    有人凑上去问怎么用，有人打听长途怎么收费，小小的小卖部里，热闹得像个集市。
    巷头的热闹像一团暖融融的火，烧得旺腾腾的。可这火光照不到巷尾，王家小院里，正透著一股子沉沉的冷意。
    跟小卖部的人来人往比起来，王家的门关得紧紧的，连檐下掛著的干辣椒串，都蔫蔫地垂著，没半分喜气。墙角的青苔长得老高，湿漉漉的，看著就透著股冷清。
    庄林小院隔壁的王家，这几日成了巷子里人人心知肚明，却又不敢当面嚼舌根的话题。大家碰见老王头，都只敢远远地点个头，不敢多问一句。
    老王头以前最爱搬个小马扎，坐在巷口的老槐树下下棋侃大山，嗓门大得整条巷都能听见，说起厂里的新鲜事，眉飞色舞的。可这阵子，他像是变了个人，走路总低著头，脊背也驼了些，像是被什么东西压著，碰见人就匆匆点个头，半句多余的话都不肯说。那双往日里炯炯有神的眼睛，如今也耷拉著，满是疲惫和难堪，像是一夜之间老了十岁。
    可这小巷子拢共就这么宽，鸡犬相闻，谁家的锅碗瓢盆响都听得一清二楚，更何况是这么大的事，哪里瞒得住呢？
    消息像水一样，曲里拐弯地从王家的门缝里渗出来，传遍了整条小巷——老王头那插队新疆的知青女儿王芳，带著外孙女周青，回来了。
    不是衣锦还乡，是走投无路。
    王芳的丈夫周志远是上海人，当年也是响应號召去新疆插队的。眼看著知青返城的政策渐渐鬆动，他没等正式文件下来，就急慌慌地带著妻女往回跑。心心念念著回上海，挤在父母的老房子里，一边打零工一边等落户的消息。可没成想，上海的哥嫂早就嫌这一家子是累赘，怕他们占了房子，分了家產，硬是把他们往外撵。公婆嘴上说著家里挤，没地方住，实则是默许了哥嫂的举动，连句公道话都没说。周志远被逼得没辙，咬著牙留在了上海，成了没户口的“黑户”。王芳抱著女儿，哭了好几夜，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带著周青回了苏州娘家，同样成了没户口的“黑户”。
    王家的小院是棉纺厂分给老王头一家的福利房。儿子王勇和儿媳都在厂里上班，加上老两口，一家四职工，按厂里的规矩，这房子本就没王芳的份儿。
    如今她带著周青回来，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只能挤在父母那间狭小的屋里。晚上，就在地板上铺个蓆子，打个地铺將就。蓆子薄薄的，底下的水泥地凉得刺骨，周青夜里总冻得缩成一团，王芳就把女儿搂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温焐著她，一夜一夜地睡不著。
    八岁的周青，梳著两条细细的小辫子，辫子上的红头绳已经褪了色，却还是扎得整整齐齐。她的小脸晒得有点黑，那是新疆的日头留下的印记，一笑起来，眼角眉梢都带著点怯生生的味道。她最爱趴在门框上，看巷子里的孩子们跳皮筋、滚铁环，看他们举著糖葫芦追逐打闹，眼神里满是羡慕，却不敢凑上去。
    王芳最愁的，是周青上学的事。新疆的户口在苏州根本不顶用，学校不收，眼看著同龄的孩子都背著书包，蹦蹦跳跳地往学校跑，周青却只能天天在家待著，王芳的心就像被针扎一样疼。她偷偷抹了无数次眼泪，走投无路之下，咬咬牙，揣著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买了一包点心，硬著头皮找上了庄超英。
    她站在庄家的门口，搓著冻得发红的手，嘴唇囁嚅著，话都说不利索，眼里满是恳求：“庄老师，求求你，帮帮忙……我就是想她能去上学，她才八岁啊……”
    庄超英看著眼前这个憔悴的女人，再看著那个躲在她身后，怯生生看著自己的小姑娘，小姑娘的手紧紧攥著妈妈的衣角，眼里满是期盼，庄超英的心就软了。都是邻里街坊，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情面，更何况，他也是个教书的，见不得孩子没书读。
    他嘆了口气，让王芳把点心拿回去，转头就拎著自家的两瓶酒，往校长家跑。
    他骑著那辆旧自行车，跑了一趟又一趟。好说歹说，磨破了嘴皮子，总算把这事办成了——周青可以去附小插班，不用交择校费，只是学籍的事，还得慢慢等政策。
    周青背上新书包那天，王芳偷偷抹了好几回眼泪。她特意翻出家里最好的一块布，给女儿缝了个新笔袋，又给女儿梳了个整整齐齐的辫子，看著女儿蹦蹦跳跳地跟著庄图南和庄筱婷往学校走，小小的身影混在一群孩子中间，王芳觉得心里那块沉甸甸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可户口的坎儿没过去，她们母女俩终究是悬著心的“黑户”。这悬著的心，很快就变成了王家小院里无休止的爭吵。
    王勇媳妇本就嫌这母女俩占地方，分了家里的口粮，如今更是看哪儿都不顺眼。她的嗓门尖利，像一把刀子，划破小院的寧静：“吃閒饭的！一家子都是累赘！”“小新疆！野蛮人！乡巴佬！”那些带著刺的字眼，一句接一句地砸过来，像冰雹似的，砸在王芳和周青的心上。
    周青总是嚇得往妈妈怀里缩，手紧紧攥著王芳的衣角，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哭出声。王芳抱著女儿，垂著头，一声不吭，眼泪砸在衣襟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印子。她的肩膀微微颤抖著，心里的委屈和绝望，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却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
    王勇坐在一旁的凳子上，闷头抽著烟，一声不吭，默认妻子的话。老王头蹲在墙角，吧嗒吧嗒地抽著旱菸，烟雾繚绕中，他的脸皱成了一团，满是无奈和痛苦，却一句话也不说。
    院门外，巷头小卖部的电话铃声偶尔飘过来，清脆的，热闹的，衬得这院里的压抑，越发让人喘不过气。
    年关的脚步越近，小巷里的年味就越浓。炒瓜子的焦香，在空气里飘来盪去。孩子们举著糖葫芦，在青石板路上追逐打闹，清脆的笑声撞在斑驳的院墙上，又弹回巷子里。
    可庄家的院子里，却总透著点隱隱的心事，像蒙著一层薄薄的雾。
    张敏回亲生爷爷奶奶家小住后，吴姍姍往庄家跑的次数明显少很多。
    偶尔来，也都是掐著饭点的空档，脚步匆匆地找庄图南借本书、还本书。说不上两句话，吴姍姍就攥著书角，低著头往回走。
    更多的时候，她会直接进隔壁的李墨如家，找王奕楷借书。
    宋莹去厂里加班的日子，吴姍姍便会陪著李墨如，坐在李家小院的桌子前，一人捧一本书，安安静静地看一下午。
    饶是这样，黄玲和庄超英还是放心不下。
    黄玲总要一遍又一遍，对著庄超英念叨著：“姍姍这姑娘是个实诚的，性子也好。可俩孩子都在毕业班，正是卯足了劲衝刺的时候，別因为这些儿女情长分了心才好。”庄超英坐在书桌前，慢条斯理地擦著眼镜，没应声，心里却比黄玲想得更深一层。他是附中的教导主任，见多了青春期的孩子因为早恋耽误学业的例子，防患於未然，总比真出了岔子再补救要强得多。
    这天晚饭过后，天色擦黑，巷子里的路灯次第亮起来。昏黄的光晕晕染开来，把人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青石板路上，隨著脚步晃啊晃。庄超英踩著一地细碎的光影，状似无意地踱到了吴家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