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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再访邯郸路
    笔试第一的喜讯,如同一阵春风,迅速吹遍了陆泽小小的生活圈。
    姐姐陆芸和姐夫李立国得知消息后,当晚就购买菜和肉,在家里摆了一桌庆功宴。
    饭桌上,李立国特地喝了点酒,话也多了起来,反覆感嘆著“知识改变命运”;
    陆芸则眼圈泛红,一个劲地给弟弟夹菜,喜悦与骄傲溢於言表。
    来自《收穫》杂誌社的祝贺电话也打了过来,李小琳在电话那头兴奋地表示,主编巴老得知消息后非常高兴,直夸她“慧眼识珠”。
    而茹志娟编辑也托王安忆带话,祝贺他旗开得胜,並期待他面试顺利。
    周遭的善意与期许,如同温暖的潮水,將陆泽包裹。
    他深知,这份耀眼的成绩,不仅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更凝聚了太多人的支持与帮助。
    一周后,復旦大学的复试通知书如期而至。
    面试时间定在六月中旬的一个周六上午,地点就在復旦大学中文系的办公楼。
    面试那天,陆泽依旧是一身乾净的白衬衫和蓝裤子,提前半小时抵达了这座他心驰神往已久的学府。
    六月的邯郸路,法国梧桐浓荫蔽日,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
    校园里充满了寧静而厚重的学术气息,穿著朴素的学子们或抱著书本行色匆匆,或在树下低声討论,一切都显得那么生动而富有朝气。
    陆泽在中文系办公楼前的长椅上静坐了片刻,调整著自己的呼吸与心態。
    他不是去接受审判的,而是去进行一场学术上的交流与碰撞。
    想通了这一点,他心中最后一丝紧张也烟消云散。
    上午九点整,一位年轻的老师將他领进了一间宽敞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陈设简单,几排顶天立地的书架占据了大部分空间,空气中瀰漫著旧书特有的墨香。
    一张长条会议桌后,並排坐著三位老先生。
    居中的那位,年岁最长,身形高大,戴著一副老式圆框眼镜,目光平和而深邃,正是中国语言文学界泰斗、时任復旦中文系系主任的郭绍虞先生。
    坐在郭老左手边的,是一位面容刚毅、眼神锐利如鹰隼的老者。
    陆泽一眼就认出了他——贾植芳教授。
    这位经歷过无数风雨坎坷的学者,身上带著一种歷经磨难而不屈的独特气质,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部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而郭老右手边的那位,约莫七十多岁,气质儒雅,镜片后的目光充满了审视与思辨的意味。
    陆泽也认识,他是在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批评领域建树颇丰的潘旭澜教授。
    这三位,任何一人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大家。此刻,他们共同组成了陆泽的面试考官。
    “陆泽同志,又见面了,请坐吧。”郭绍虞先生开口了,声音平缓,带著一丝江南口音的温润。
    “郭老好,贾老好,潘老好。”陆泽恭敬地问候,然后依言在三位先生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腰背挺直,姿態从容。
    “不要紧张。”郭老微笑著,拿起桌上陆泽的档案。
    “你的卷子,我们都看过了。特別是专业课那篇论述题,写得很好,思想很敏锐,有年轻人的锐气,也有超出同龄人的沉稳。
    总分371分,这个成绩,在我们復旦中文系歷年的招生中,也是不多见的。”
    这句开场白,既是肯定,也是一个引子。
    潘旭澜老先生扶了扶眼镜,率先发问,他的问题直接而尖锐:“陆泽同志,我看了你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也看了你专业课的答卷。
    你反覆强调『现实主义』的深化与拓展,並对当下一些作品中出现的『现代主义』倾向有所保留。
    那么,在你看来,以卡夫卡、乔伊斯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於我们当下的中国文学创作,是否只有消极意义?”
    这个问题相当考验水平。如果一味否定,会显得保守僵化。
    如果全盘肯定,又与自己之前的论述相悖。
    陆泽略作思索,从容不迫地回答:“潘老师,我认为並非如此。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特別是其对人类內心世界、潜意识的深入挖掘,以及在敘事结构、语言风格上的大胆革新,无疑极大地拓展了文学表现的可能性。
    它们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为我们剖析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焦虑与孤独,提供了全新的工具和视角。”
    他顿了顿,接著说道:“我所保留的,並非是借鑑现代主义的技巧与精神,而是反对那种脱离中国社会现实、盲目模仿西方形式、为『现代』而『现代』的『偽现代主义』。
    我认为,任何外来的文学思潮,都必须与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和人民的真实情感相结合,才能开出属於我们自己的花朵。
    技巧是为內容服务的,我们学习现代主义,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书写我们身处的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更深刻地反映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这与现实主义的根本追求,並不矛盾,反而可以是一种互补与融合。”
    一番话有理有据,不偏不倚。潘旭澜教授的眼中闪过一丝讚许,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
    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贾植芳教授开口了。他的声音沙哑而有力,带著一种歷史的沧桑感:“年轻人,你写了一篇名为《匠心》的小说,我读了。写得不错,有生活,有温度。
    但我想问你,在你的创作观念里,文学,或者说作家,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
    这个问题,比刚才潘教授的提问更加宏大,也更加考验一个作者的根本立场。
    陆泽的目光迎向贾老那双仿佛能洞悉一切的眼睛,他没有丝毫犹豫,因为这个问题,他早已在心中思考了千百遍。
    “贾老,我认为,文学最重要的使命,是『见证』与『求真』。”
    他沉声说道:“见证一个时代。见证这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也见证它的伤痕与求索。
    作家应该像一个忠实的记录者,用笔去描绘他所处时代的真实面貌,为歷史留下一份有血有肉的底稿。
    无论是宏大的家国敘事,还是普通人的悲欢离合,都应是我们关注的对象。”
    “而『求真』,则是求取人性的真实。文学要敢於直面复杂的人性,不粉饰,不迴避。
    写好人,也要写出他內心的软弱与挣扎;写坏人,也要探究他之所以为恶的根源。
    只有无限地逼近人性的真实,作品才能获得超越时间的生命力。
    在我看来,一个作家,首先要是一个真诚的人,敢於对生活说真话,敢於对自己的內心说真话。”
    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只有陆泽清晰而坚定的声音在迴荡。
    贾植房教授凝视著他,眼神中的锐利渐渐化为一种深沉的认同。
    他缓缓地、郑重地点了点头。
    这个年轻人,不仅有才华,更有风骨和担当,这在当下是极为可贵的品质。
    最后,系主任郭绍虞先生做了总结性的提问。
    他没有问高深的理论,反而像个慈祥的长者在拉家常:
    “陆泽同志,你若考取了研究生,对於未来的学业和创作,你有什么具体的规划吗?”
    陆泽回答道:“郭老,如果能有幸进入復旦深造,我计划將硕士阶段的研究方向,聚焦於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与海派文学研究。
    我认为那个时代与我们当下有许多可供参照的地方。
    同时,我正在准备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背景就设定在三十年代的上海,讲述民族工商业在时代浪涛中的浮沉。
    我希望能够將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以严谨的治学反哺创作,以创作的感性体验深化研究,二者相辅相成,共同进步。”
    將学术与创作结合,这正是復旦中文系一直以来倡导的优良学风。
    陆泽的规划,无疑与系里的培养理念高度契合。
    郭绍虞先生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与身边的贾植房、潘旭澜交换了一个眼色,彼此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同样的信息。
    “好,我们的问题问完了。”郭老站起身,主动向陆泽伸出了手,“陆泽同志。我们期待著,在九月的校园里,看到你的身影。”
    这句远超“回去等通知”的表態,无异於一份当场的录取承诺。
    陆泽心中巨浪翻涌,他紧紧握住郭老温暖而有力的手,激动地说道:“谢谢郭老!谢谢贾老!谢谢潘老!我一定不辜负各位老师的期望!”
    走出办公楼,站在灿烂的阳光下,陆泽回头望向那栋古朴的建筑,心中充满了敬意与嚮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