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记本上写下“上海，1936，荣祥绸缎庄”这几个字后，陆泽仿佛开启了一扇通往过去的大门。
    那是一个风华绝代与血雨腥风並存的上海，一个十里洋场与里弄平民交织的魔都。
    无数的灵感碎片，如同夜空中的繁星，在他脑海里闪烁、碰撞，渐渐匯聚成一条璀璨的银河。
    他花了一周的时间，趁著备考的间隙，將这些零散的思绪梳理成一份初步的大纲。
    故事的主角，他设定为荣祥绸缎庄的少东家，一个接受过新式教育，却不得不扛起家族传统產业重担的年轻人。
    他將面临来自三方面的巨大压力：外部，是洋布洋行和新兴纺织工业，甚至是全面战爭的猛烈衝击；
    內部，是父辈保守僵化的经营理念和家族成员的勾心斗角；
    內心，则是他个人理想与家族责任、新潮爱情观与旧式媒妁之言的剧烈衝突。
    陆泽希望通过这个人物的奋斗、挣扎与抉择，描绘出那个时代民族工商业者在夹缝中求生存、图自强的艰难图景，同时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动盪与变迁。
    然而，当他试图將大纲细化，开始构建具体的故事情节时，他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知识的匱乏。
    他脑海中的上海，更多是后世影视剧和文学作品构建出的一个模糊的、充满戏剧性的概念化城市。
    但要將它真实地落於笔下，他需要知道的远不止这些。
    1936年的上海，物价是什么水平？一根金条能换多少大洋？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具体界限在哪里？不同阶层的人们，他们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有著怎样具体的差异？
    更核心的是，作为故事主体的“绸缎庄”，这种传统民族企业的真实生存状態是怎样的？
    它们的进货渠道、销售模式、內部管理、行业规矩，乃至与洋行、政府、帮会之间的复杂关係，这些都不是仅凭想像就能捏造的。
    陆泽意识到，他对这个时代的了解，还停留在“知道”的层面，远远未达到“理解”和“復现”的深度。
    他所构思的这个故事，其根基必须牢牢扎在坚实的史料之上。
    任何一处细节的失真，都可能导致整个故事大厦的崩塌。
    “看来，这部小说不是短期內能完成的。”陆泽合上笔记本，眼中没有丝毫气馁，反而多了一份沉静。
    他很清楚，一部能够传世的作品，绝非一蹴而就的灵感迸发，而是需要长时间的知识积累和深入的调查。
    《子夜》的诞生，离不开茅盾先生对当时社会经济活动的深刻洞察；《长恨歌》的韵味，也源於王安忆女士对sh市民生活肌理的精准把握。
    急不得。他决定將创作的衝动暂时压下，转而进入一个更为漫长和扎实的“奠基”阶段——搜集资料，研究歷史。
    这个决定也让他能够更心无旁騖地投入到眼下的头等大事——备战研究生考试。
    阁楼里的生活，再次恢復了那种简单而专注的节奏。
    白天，他系统地梳理文学史、文艺理论，为六月的考试做最后的衝刺；晚上，灯光下，他则翻阅从图书馆借来或是在旧书市场淘到的各种史料。
    《上海研究资料》、《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史》、《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这些枯燥的文献，在陆泽眼中，却是一个个等待被发掘的宝藏。
    他像一个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拂去歷史的尘埃，试图从泛黄的纸页中，还原出那个时代真实的脉络与呼吸。
    他將有用的信息分门別类地抄录在不同的笔记本上：一本记录宏观的经济数据和歷史事件，一本描摹社会风貌和市民生活细节，还有一本专门用来收集关於纺织、印染、绸缎行业的专有名词和经营模式。
    这个过程是枯燥的，但陆泽乐在其中。每多了解一分歷史的真实，他心中那个关於“荣祥绸缎庄”的故事就更坚实一分。
    他知道，现在付出的每一滴汗水，都將成为未来那部鸿篇巨著的奠基之石。
    时间在悄无声息的苦读中流逝，上海的春天也渐渐走向深处。
    窗外的梧桐树愈发枝繁叶茂，偶尔有几声清脆的鸟鸣，给这安静的阁楼带来一丝活泼的生气。
    这段时间，陆泽的生活虽然清苦，但规律的作息、合理的锻炼，充足的营养，以及对未来的明確希望，正从內到外地改变著他。
    他不再是去年那个从纺织厂病退出来时，面色蜡黄、咳嗽不停，瘦骨嶙峋的青年了。
    清晨，当他脱下汗衫，在阁楼狭小的空间里做著舒展运动时，镜子里映出了一具截然不同的身体。
    原本单薄的肩膀变得宽阔起来，胸膛和手臂上覆盖著一层薄而结实的肌肉，线条流畅而充满力量感。
    过去身体抱恙时的些许驼背已经完全消失，整个人的身姿挺拔如松。
    大半年来的修养和锻炼，加上姐姐陆芸时不时的“投餵”和自己买的鸡蛋、麦乳精的补充，终於让这具年轻的身体摆脱了过去的亏空，焕发出它应有的勃勃生机。
    脸色不再是病態的苍白，而是透著健康的红润光泽，双目之中，神光內蕴，沉静而锐利。
    这是一种脱胎换骨般的变化。健康的体魄，不仅为他高强度的学习和未来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更赋予了他一种由內而外的自信与从容。
    四月中旬的一天，陆泽正在梳理自己的小说和评论在学界引发的一些后续討论文章，楼下再次传来了房东王阿姨熟悉的喊声。
    “小陆！你的信！又是京城来的！”
    陆泽心中一动。算算时间，自己那篇关於“现实主义深化”的文章，应该已经在新一期的《文学评论》上刊发了。
    他走下楼，从王阿姨手中接过信封。这一次，王阿姨看他的眼神里，多了几分实实在在的敬重。
    这个租住在她家阁楼里的年轻人，似乎真的在做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回到阁楼，陆泽拆开信。信是刘明远编辑寄来的，內容简洁明了。
    首先是告知他，文章已作为头条特稿发表，並隨信寄来了两本样刊和这一期的稿费——四十五元。
    自己的论文大概是五千五百余字，这是把稿费抬到千字八元吶。
    这个数字可不一般，放在稿费最高被限制在千字九元的1981年，给到自己千字八元的稿费，是实实在在的重视。
    刘明远还在信中兴奋地告诉他，文章发表后反响极好，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正面討论，许多之前和他通过信的老学者、老朋友，都对文章的观点和陆泽这个年轻人讚不绝口。
    信的最后，刘明远再次热情地向他约稿，希望他在考研结束后，能就相关问题做更深入的阐述，或者，开始构思一部能够践行自己理论的文学作品。
    “小陆同志，时代在呼唤新的声音，也在期待能真正代表我们这个时代风貌的力作。我们，期待著你的下一部作品。”
    读完信，陆泽將信纸与那两本崭新的《文学评论》样刊並排放在书桌上。
    他翻开其中一本，扉页之后，自己的名字和那篇《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赫然占据了最醒目的位置。
    一股强烈的成就感与使命感涌上心头。
    他知道，自己在文坛的第一块基石，已经牢固地打下了。而现在，是时候为自己人生的下一块基石——那场即將到来的研究生考试，做最后的衝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