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考古跟盗墓，在民眾眼中一个样。
    荒郊野岭，突然来了这么一拨身份不明的人，就开始刨土。
    这种行为，在当地村民眼中，跟盗墓贼有啥区別？
    要刨人家祖坟，谁答应？
    真要挖出好东西，想带走？门都没有，搞不好就会有械斗，小命都快折腾没了。
    1926年，李济发掘西阴村的时候，就遇到类似的问题。
    他们僱佣几十匹大牲口，驮著几十个大木箱，直接从西阴村出发，结果在榆次站装车的时候，就被工人扣押了。
    因为有工人们怀疑那76个箱子里有“大宝贝”，不放行。
    后来才发现，木箱子里面装的是陶片。
    其实，不止普通民眾，就连上层人士也有人把考古跟盗墓等同。
    甚至1934年还发生了国府要员戴季陶公开发电声討田野考古发掘的事情。
    起因就是当年戴季陶被派遣到陕西抚灾。
    目之所及，陕西农村破產，盗毁墓葬案层见叠出，又恰逢陕西考古学会在陕西斗鸡台遗址沟东区发掘，发掘墓葬眾多。
    於是，不问缘由，迁怒田野考古，公开致电蔡元培、汪兆铭、王世杰和正在南昌行营坐镇“剿匪”的常凯申校长控告，强烈谴责各地的田野考古活动，主张严禁发掘古墓。
    《大公报》以《戴传贤反对考古请禁科学家发掘古墓的通电》为题，头版头条刊登对方的电文。
    他的电文言辞激烈，可谓是痛心疾首。
    其中，有一段原文是这样写：
    “古代於自掘禁墓者，处以凌迟。现今各省亦有死刑处之者。今诸君子何心？而自掘民族全体所应共爱共敬之古人坟墓，以自伤其祖先之德，败其同胞之行，而引后世子孙以不正之趋向耶。”
    他的电文一出，舆论譁然！
    学界开始据理力爭。
    蔡元培联繫李济等人，然后傅斯年开始復函反驳。
    回函比较客气，大致意思是这样：
    “理解戴院长担忧，但是不认同戴院长的指责，掘墓的恶风早就有，这锅田野发掘不背。不仅如此，我们还呼吁禁止掘墓恶风，绝对没有破坏民族歷史。”
    丁文江也站出来发文反驳戴季陶的观点。
    他当时是中研院总干事，曾经担任周口店遗址发掘项目的名誉主持人，他当然不认同戴季陶的观点。
    甚至，蔡元培给戴季陶回电为新生的田野考古学辩护。
    主持陕西考古学会工作的徐旭生事后也发文解释整件事的经过，反驳戴季陶的不实言论，还抨击对方的举动是阻碍科学。
    “发现古蹟，並不以掘墓为目標，即考古家欲知之古代歷史与文化，……盖发掘是把陵墓內所藏之物一概取出，送至博物馆供科学家之研究，深望社会认识考古並非掘墓。”
    一时之间，《时事新报》《燕京学报》等报纸、学术单位及文化名流也纷纷参与笔战，热闹不已。
    然而，最终戴季陶的呼吁还是起到作用了。
    国府行政院还是通过“严禁发掘古墓”的提案，直接导致了陕西考古会斗鸡台墓葬的发掘计划不得不改期实行。
    没有错，这个斗鸡台就是苏秉琦先生早年参与发掘的斗鸡台遗址。
    而徐旭生就是苏秉琦先生的老师！
    1934年，苏秉琦从北师大毕业进入北研院史学所，在徐旭生先生的带领下参与调查、发掘斗鸡台遗址，开启了长达六十余年的考古生涯。
    此时此刻，当著苏秉琦先生的面，苏亦觉得用这个例子来回答外系学生关於“考古是不是盗墓”这个问题，也挺应景的。
    要是苏秉琦先生能够现身说法，就更好了！
    同样，听完这个故事。
    台下的诸多师长，也真正意识到，苏亦对於考古学史是有深入研究，而非泛泛而谈。
    可以说除老一辈学者，年轻一代的，基本上都很少有人了解到这些歷史了。
    甚至他们也没想到苏亦回从这个角度来回答同学们提出的关於考古与盗墓的问题！
    这一刻，苏秉琦望向台上的苏亦感慨万千，忍不住对旁边的宿柏说道，“苏亦的这个回答非常有代表性，到时候让他整理一下，可以发到报纸中，也算是对公眾普及考古知识了！”
    隨即又感慨道，“在矫正民眾的刻板印象方面，我们確实做的不够好！”
    其实，这个问题，还可以说得更加深入。
    比如深入谈论中西方考古学家的异同。
    国內民眾之所以会把考古等同於盗墓，除了因为文化观念的掣肘，还跟考古学家的出身有关。
    比如欧洲的考古学家，越是知名的学者，越喜欢写科普读物，他们经常上电视节目，向公眾做科普，电视台也喜欢邀请著名考古学家上节目。
    电视台收穫收视率，考古学家收穫知名度，有了知名度就有金主赞助考古经费，还可以卖书增加稿费。他们並没有国內一些考古学家那么高傲，更不会无限拔高考古学的地位，更不会站在云端鄙视著普通民眾，更不会对大眾的质疑不屑一顾。
    因此，民眾把考古等同於盗墓这个问题，並不能简单归咎於民眾的无知。
    某种意义来说，也是国內考古工作者的失职。
    前世，不少考古学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有意识地去做科普工作，但实话实说，国內真正意义上的公眾考古学家，並没有！
    这个工作，任重道远！
    想了想，苏亦又补充道：“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文化观念的认知確实是关键，同样也跟民国时期的田野发掘活动主要集中在歷史时期有关係，其中，墓葬就成为重要发掘的对象。咱们国人始终有先祖崇拜、死者为大、入土为安等等观念，因此对田野考古涉及发掘墓葬的时候，就非常牴触。”
    甚至，对此，顾立雅就曾经说过，“中国人对考古发掘存在著普遍而且根深蒂固的反感情绪，认为动土即是触犯了一方的神明，中国到处都散布著各个歷史时期的墓葬，他们希望不要惊动祖宗的亡灵。”
    这段话是格林·丹尼尔写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作者在第八章《世界史前史的发展》之中引用顾立雅的话。
    可以说苏亦在前世翻阅过的关於考古与盗墓相关论文都习惯性引用这段话。
    甚至本书，也是国內考古专业学生研究世界考古学史的必读物。
    这说明啥？说明很早以前，就有学者在关注这个问题，国內外的学者都在关注。
    这些学者其实都知道，民眾始终存在这种偏见。
    听到这里，同学们也非常好奇。
    有人问，“小师兄，难不成就只有中国的民眾存在这种偏见？外国没有吗？外国人就这么开明吗？”
    对此，苏亦给出肯定的回答，“当然不是，考古学存在世界性，也存在区域性。既然存在区域性就跟本土的文化观念认知有关。比如欧洲考古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法老的诅咒』的传说。”
    传说，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在图坦卡蒙墓中发现了几处图坦卡蒙的诅咒铭文，有一处写道：“任何怀有不纯之心进这坟墓的，我要像扼一只鸟儿一样扼住他的脖子。”
    传说最后被欧洲各大报纸刻意渲染放大，为了报纸的销量，无所不用其极，最终造成民眾恐慌，搞得最后霍华德·卡特都不得不出来闢谣了。
    就算如此，闢谣的效果也不理想。
    到了，1980年，探险队的安全官理察·亚当森都要出来表示，诅咒的故事是为了防止可能会进入陵墓的盗墓者而凭空捏造出来的。
    归根到底，民眾还是把卡特的行为认定为盗墓。
    因为，图坦卡蒙存在坟墓在三千年的时间內从未被盗，直到1922年被卡特发现，从里面发掘出大量珍宝，震惊了西方世界，图坦卡蒙才广为人知。
    之所以会有“法老的诅咒”，主要是因为有几个最早进入坟墓的人早死，被媒体大肆渲染成“法老的诅咒”，甚至还有科学家跳出来，说可能是墓葬之中存在致人死亡的病菌。
    也正是因为媒体报纸的大肆炒作，图坦卡蒙的名字在西方开始家喻户晓。
    既然提及西方考古学史，那么就不能忽略西方社会对於考古与盗墓关係的认知。
    总体来说，考古是盗墓这种观念，不仅国內有外国也有。
    不管考古学者怎么闢谣，根源就存在著。
    甚至，民国时期，梁启超就期待著“一面教育普及，一面要等政治修明”来解决。
    然而，民国时期，根本就解决不了。
    反而，是建国以后，这个部分处理得还不错。
    甚至在六七十年代的考古发掘现场，还经常对公眾开放，允许公眾到发掘现场参观，有时候，考古队一边发掘村民就一边在旁边围观。
    不仅普通民眾，就连知识分子也习惯到现场围观。
    这种方法，就跟后世的考古现场直播一样，对於科普考古的科学性以及必要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在这个年代，为了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任务太重，国內的学者普遍不需要去处理公眾偏见的难题。
    因为建国以后，地下之物一切都是国家所有。
    国家需要发掘，普通百姓哪有会阻拦的道理。
    然后，就衍生出来很多问题。
    比如普通民眾不拦发掘了，然而，发掘出来的“宝物”能不能走出当地，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些都是后话，不是今天苏亦今天应该讲解的问题。
    甚至，说到这里他都感觉自己跑题太远，赶紧宣布提问环节结束。
    可不能一直让诸位师长待在会场，听他漫无边际的瞎扯！
    然而，不管他怎么想的，隨著今天这一场別具一格的报告会结束，苏亦的名声在北大乃至於京城学术圈已经彻底出圈了。
    这一刻，望著台上身子笔挺，朝著大家再次鞠躬的少年，北大的师长以及同学好友，都感慨万千，与有荣焉！
    ……
    ps：这一章尝试著考古学史的角度说一下考古与盗墓的渊源。
    当然，卡特发掘图坦卡蒙，確实属於西方考古学家在殖民背景下对被殖民地文物资源的掠夺性挖掘和占有，跟民国时期陕西考古学会在陕西的考古发掘终究不一样。两者並不能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