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一直都是令中国考古界自豪的里程碑。
    因为在这里发现至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
    这一发现，直接奠定了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最早起源地的基础，也使得河姆渡从此受到国內外各地考古学者的关注。
    也使得国內学术界，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和资源在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上。
    它的发现是革命性的，直接推翻了“稻作农业起源印度说”。
    於是，学界把河姆渡是稻作文明的摇篮。
    从此，河姆渡从一个小小渡口一举名扬天下，河姆渡不再仅仅是一个渡口。
    考古学家把河姆渡遗址与西安半坡遗址相提並论，河姆渡文化与仰韶文化並驾齐驱。
    它的地位，一提再提。
    甚至，在这个年代，河姆渡就是文物考古工作者心中的圣地。
    凡是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的，言必称河姆渡，关於河姆渡文化的一系列学术成果，被学术界广泛引用，视为瑰宝。
    结果，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才过去一年多。
    突然有一天，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少年就跳出来说，你们说得不对，我还能够找到比河姆渡遗址更早的稻作遗存。
    一开始，大家都把他当成一个笑话。
    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少年，真的找到了。
    把现场眾人都直接给搞懵比了！
    因此，浙博这一次的会议，就是围绕著苏亦的文章来展开的，討论他提出来的学术观点是否可行。
    当然最为关键的是，对方关於稻作遗存的鑑定方式，是否具有科学性、权威性！
    这个才是关键！
    实际上，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浙博歷史部的眾人，也跟《文物》编辑部的编辑一样，第一反应，就是这小子造假了，毋庸置疑的造假了。
    然而，对方的学术成果都已经有《文物》编辑部背书，造假一事，可以质疑的点，就大打折扣了。
    剩下的就是討论在科学技术上的可行性了。
    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会议会把浙博自然部的研究人员邀请过来的原因。
    然而，对於这个问题，自然部的负责人，却给出肯定的回答。
    “理论上，孢粉分析，是推测出稻作遗存的具体年代的。”
    说到这里，对方又给出但是。
    “但是，孢粉在鑑定稻作遗存年代的时候，是需要结合其他年代测定方法，因为孢粉本身无法直接提供绝对年代。因此，孢粉组合需要与地层对比，也可以通过对同层位的有机质进行碳十四测年，直接获得绝对年代。”
    眾人刚露出惊喜的神色，就被他这句话给浇灭了。
    因为对方继续说道，“这一次提供孢粉分析鑑定的，是中科院植物所的孙香君研究员，她同样也利用稻属孢粉与碳十四测年结合，確定咱们河姆渡遗址为距今7000年的稻作遗存。因此，咱们要是认同孙香君研究员的鑑定结果，就必须认同她对於仙人洞遗址的孢粉鑑定结果！”
    这话一出来，眾人听得目瞪口呆。
    最终，有人小声嘀咕。
    “好傢伙，这个小子，太鸡贼了！”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这一招，好狠！
    一时之间，让浙博眾人集体无语！
    隨即就有人反应过来，“不对啊，我记得植物所孙香君研究员的相关文章还没有发表出来吧，咱们这边也才得知鑑定结果没多久，他是如何得知孙研究员在做这个方面的研究的！”
    顿时，现场就有人解释了。
    “你们不要忘了苏亦是北大出身的，咱们河姆渡遗址发掘，北大的苏秉琦、严闻名都亲歷现场，甚至，77年的研討会，北大的老师就来了不少。再说，国內做孢粉分析机构就那么一两个人，圈子那么小，这一点，不需要质疑。”
    听到这里，会议主持人汪季英摆了摆手，“这些捕风捉影的东西不要討论，还是关注文章本身吧！”
    他不想自家同事陷入阴谋论之中，人家少年人採用的是阳谋，是堂堂正正的学术之爭。
    没有必要过分揣测人家的用心！
    一时之间，会议室內，再度陷入沉默之中。
    ……
    与此同时，浙农大农史研究室，游修瓴也在跟自己一帮学生在討论著苏亦以及他的文章。
    有学生询问，“游教授，对於苏亦文章提出来的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游修瓴直接给出自己的观点，“关於稻作起源，我个人是倾向於西南中心说，当年日本学者通过酶谱变异分析，认为稻作起源於云南—阿萨姆这一中心地区，由云南向长江流域传播。我本人更加倾向於这个说法，去年，这个苏亦小友就相关论述文章，我就已经写文章阐明我的观点，就算他真的发掘出万年前的稻作遗存，对於我的观点並没有什么影响。”
    “那么您认同他的观点吗？”
    游修瓴笑道，“你们这帮傢伙，就喜欢看我老人家跟人家写文章吵架是吧？”
    浙农大的学生都笑起来了。
    游修瓴解释道，“关於稻作起源地有华南、云贵高原、长江中下游等很多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也不能说不对，人家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但总有说服力不足之嫌，个別的看法显然外行，或者偏狭，抓住一点就发挥，比如只出土了两三颗穀粒，年代早些，就推定该处是稻作的起源地，可信度不大。”
    老先生这一段话，针对性就太强了。
    就差点名了！
    学生们，就喜欢听这些。
    好在老先生也没有继续內涵，而是认真说道：
    “我觉得起码像河姆渡那样，出土的炭化稻穀是与相应的生產、生活工具、居住环境等並存的，再展开涉及栽培稻的起源和发展阶段的討论，所得的结论，比较有说服力。若只是就几粒出土稻穀就展开大范围的宏观的推论或结论，显然难以令人信服。”
    总结来说，就是不认同苏亦的观点。
    看老先生的这个架势，还要继续写文章反驳苏亦的观点。
    然而，对於苏亦的文章，並非每一个人都反对，都在质疑。
    浙农大千里之外的湖南农科院。
    袁嶐平，此刻正在准备他的论文。
    去年9月，他晋升湖南农科院研究员之后，整个人就变得非常忙碌起来。
    今年4月份，他即將参加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召开的科研会议。
    因此，他还需要准备好参会论文《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並且是全英文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意外看到《文物》新一期关於苏亦稻作起源的文章。
    得知，考古界发掘出来万年前的稻作遗存，袁嶐平大为吃惊，思考一番之后，他决定推翻此前的版本，开始在文章之中引用此观点。
    “万年前，我们先人已经学会野生稻种的驯化，如今，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处於世界领先地位，也是应有之义！”
    最后感慨道，“野稻驯化，万年之源。了不起，了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