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林慕白接受了张伯谦的专访。
他谈了对国际金融形势的看法,对中国经济的建议,以及对实业救国的思考。
他刻意控制著分寸,既展现专业水准,又不显得过於激进。有些话点到即止,留给读者自己品味。
张伯谦听得两眼放光,笔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著。
“林先生,您这些见解,比很多大学教授都深刻。”採访结束时,张伯谦由衷地说,“如果能整理成系列文章,在《南洋商报》连载,一定会有很大反响。”
“这个可以考虑。”林慕白说,“不过要等我看到你的稿子之后再说。”
“那太好了!我写好后寄给您,然后等您的消息。”
张伯谦离开后,林慕白看看时间,已经中午了。
林慕白走出图书室,去餐厅吃午餐。
午餐时,陈启文又过来和他同桌。
“林先生上午和那位张记者聊了很久啊。”陈启文看似隨意地说。
“隨便聊聊。”林慕白轻描淡写,“张记者对经济很感兴趣。”
“《南洋商报》影响力不小。”陈启文切著盘子里的牛排,“尤其在南洋华侨中。林先生如果能在上面发声是好事。”
林慕白听出了弦外之音,“老先生的意思是?”
“国民政府现在缺外匯,缺得厉害。”陈启文压低声音,“如果能吸引南洋华侨回国投资,或者购买国债,那功德无量。林先生若能在这方面出点力,部里会记得这份情,我可以向部里建议华兴银行代为发债。”
这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了。
林慕白知道这些国债购买容易兑现难,而且兑现的时候已经大幅贬值,纯粹是亏本的买卖。
林慕白心中冷笑,但面上依旧恭敬,“晚辈自当尽力。不过,投资讲究回报,风险要可控。如果国內环境不稳,就算再爱国,商人也不敢轻易投钱。”
“这我懂。”陈启文点头,“所以部里也在想办法改善投资环境。关税自主、法幣改革、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在推进。”
听他这么说,林慕白心里一动,“听您这么说,我倒是有个想法,不知可不可行?”
“说来听听。”陈启文饶有兴趣。
“我想在香港成立一家贸易公司,用外匯向你们採购茶叶、丝绸、桐油和猪鬃等物资。还可以帮你们直接用白银採购橡胶、锡锭等物资,甚至代为採购你们所需进口的其他物资,价格按市场价,你们只需要用白银和我结算,按伦敦的白银价格兑换外匯。”
陈启文想了一下,有些不敢置信,“林先生说的是真的?”
林慕白淡淡一笑,“当然是真的,但有个条件,所有交易要通过华兴银行转帐,所以需要你们允许华兴银行开展国际匯兑业务。”
“那太好了,这可帮了我们大忙。我回部里就帮你们申请。”陈启文大喜,隨即又道,“不过我在外面还有一段时间,林先生回上海后,可以去南京见孔祥熙部长商谈此事。我可以写封引荐信。”
孔祥熙。
这个名字让林慕白心中一动。
民国四大家族之一,蒋介石的连襟,长期主管国民政府財政。这是个关键人物,虽然名声不佳,但权力极大。
“那就麻烦老先生了。”林慕白没有拒绝。
多个朋友多条路,哪怕这条路可能布满荆棘。
下午,林慕白在甲板上散步时,又遇到了几个乘客。
一个是在南洋做橡胶生意的福建商人,抱怨这两年胶价跌得厉害,许多小园主破產。
林慕白耐心听著,偶尔问几个专业问题,对方见他是懂行的,谈兴更浓,最后互相留了联繫方式。
一个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年轻工程师,学的是机械製造,满腔热血想回国报效,但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林慕白记下了他的名字和联繫方式,说以后或许有机会合作。
还有一个是法国传教士,中文说得结结巴巴,但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拉著林慕白討论《道德经》。
林慕白一一应对,不卑不亢,既不过分热情,也不冷淡疏离。
他像一块海绵,吸收著这些人提供的信息。
每个人都是一扇窗,透过他们,他能更清晰地看到这个时代的脉络。
傍晚时分,船驶入东海。
海面骤然开阔,一望无际的深蓝在夕阳下泛著金色的波光。海风变得强劲,带著咸腥的气息扑面而来。
几只海鸥跟在船尾,时而俯衝,时而高飞,发出清脆的鸣叫。
林慕白靠在舷栏上,任海风吹乱头髮。
这一刻,他感到一种奇异的抽离感。
仿佛站在时间的河流之外,看著1933年的中国,看著这艘载著各色人等的轮船,在歷史的海洋中缓缓前行。
他知道前方会有风暴,会有暗礁,更有无法预知的危险。
但即便如此,还是要不断前行。
“先生,晚餐时间到了。”
服务生的声音將他拉回现实。
林慕白点点头,整理了一下被风吹乱的衣领,转身走向餐厅。
每一步都踏在实木甲板上,发出篤定的声响。
夜深了。
客轮在漆黑的海面上平稳航行,只有轮机低沉的轰鸣声和海浪拍打船体的声音。大多数乘客已经入睡,走廊里静悄悄的。
林慕白却毫无睡意。
他坐在书桌前,就著檯灯的光,在一张世界地图上用红蓝铅笔做著標记。
笔尖在地图上香港的位置画了一个圈。
明天就能到了。
那里有他的家人,有他的根基,也有更大的舞台。
他放下笔,走到舷窗边。
窗外是深不见底的黑暗,只有船头探照灯划破夜空,照亮前方一小片海面。
星光稀疏,月亮被云层遮挡,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这艘船,在无尽的黑暗中孤独前行。
林慕白忽然想起了前世。
那时他也在黑暗中前行,不过是不同的黑暗,金融市场的迷雾,数字游戏的深渊,人性贪婪的泥沼。
他以为那是他的人生,直到那颗心臟停止跳动。
然后他来到了这里。
1933年,中国,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既然来了,”他对著黑暗中的大海轻声说,“就做点该做的事吧。”
声音很轻,很快被海风吹散。
1933年5月20日,上午十时,香港维多利亚港。
太平號邮轮缓缓靠向皇后码头,林慕白站在甲板前端的栏杆旁。
海港的景象逐渐清晰,那些熟悉的建筑,穿梭的船只,码头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还有远处太平山腰隱约可见的公馆白墙。
与离开时相比,似乎什么都没变,又似乎什么都不同了。
十天前他从这里出发时,心里揣著几分忐忑。现在回来,已经实实在在的拥有了一家银行,还有一个逐渐展开的庞大计划。
船身轻轻撞上橡胶护舷,发出沉闷的响声。
水手们拋出缆绳,码头工人熟练地系缆。
舷梯缓缓放下,乘客们开始涌向出口。
“林先生,一路顺风。”张伯谦提著行李箱走过来,伸出手,“我会儘快把文章发给您。”
“谢谢。”林慕白与他握手,“以后我到新加坡,有机会再见。”
“一定。”张伯谦点头,隨著人流走下舷梯。
陈启文拄著拐杖离开舱房。
他走到林慕白面前,从怀中取出一个信封,“林先生,这是给孔部长的引荐信。你拿著这个去,他会见你。”
“多谢老先生。”林慕白双手接过信封。
“不必客气。”陈启文拍拍他的肩,“年轻人,好好干。国家需要你们这样的人。”
目送陈启文蹣跚的背影消失在舷梯尽头,林慕白深吸一口带著海腥味的空气,提起自己的行李箱。
该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