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家刚来的时候，也以为是这帮本地的地头蛇在作祟。”魏忠贤的声音，变得异常凝重，“但咱家让人把这些人的底细查了个底朝天后，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他用手指沾了点茶水，在桌面上画了一个圈，代表陕西本地的富商。
    “这些人的钱是不少。但要说有这么大的手笔，能撬动整个省的粮价，把水搅得这么浑，他们的实力还差了点。而且，他们的手段也糙得很，无非就是不开仓，坐地起价，成不了什么气候。”
    “咱家发现，在这些本地粮商的背后，隱隱约约都站著一个看不见的『上家』。”魏忠贤的眼中闪过一丝猎犬发现猎物踪跡时的兴奋。
    “所以，咱家就让番子们，把那个凤翔府的小粮商刘三好生『伺候』了一下。”他嘿嘿一笑，“那小子骨头不硬，没用几招，就全招了。他说，他只是个马前卒，真正的主家，是『八大家』的人！”
    “八大家？！”孙传庭失声惊呼。
    这个名字，对於任何一个大明的北方官员来说，都如雷贯耳！
    魏忠贤將晋商如何在外省低价收粮，在陕西高价出货的歹毒手段，以及他们“通虏”的最大秘密，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这也是临来之前，万岁爷亲自交代给咱家的事，让咱家紧盯住那些晋商，特別是八大家。”
    轰！
    孙传庭的大脑，一片空白。
    他终於明白了一切。皇帝让他和魏忠贤来陕西，表面上的任务，是賑灾。
    更深一层的任务，是藉机打击陕西本地的豪强。
    而最核心、最隱秘的任务，恐怕就是——以賑灾为契机，搜集晋商这颗早已烂到根子里的、通敌卖国的毒瘤的证据！
    他看著眼前这个满手血腥、劣跡斑斑的老太监，第一次没有了鄙夷和愤怒。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到极点的凝重。
    “孙大人，”魏忠贤看著他震惊到失语的表情，满意地笑了，“现在你知道，咱家和你才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吧。”
    “这趟差事，办好了，你孙大人是中兴名臣。咱家或许能留条活路。”
    “办不好，”他的声音陡然转冷，“咱家南方的粮食运不到，你我的脑袋，就都得搬家。到时候，你背上『賑灾不力，激起民变』的罪名。而咱家，则无声无息地消失，就当从来没存在过。”
    孙传庭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从脚底直衝天灵盖。
    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和这个老阉人，將要共同面对的不仅仅是天灾，更是比天灾还要可怕千百倍的——人祸。
    他们的敌人，是一个庞大富有而且组织严密的商业帝国！
    三天后的清晨。
    西安城的天空阴沉得仿佛一块浸透了墨汁的破布，沉甸甸地压在城池之上。
    朔风如同一群无形的饿狼，在空旷的街道上肆意奔突，捲起地上的尘土、碎雪和不知名的秽物，发出呜呜的悲鸣。
    风中夹杂著远处粥厂飘来的米香，以及更近处的窝棚区里传出的呻吟与死寂。
    这两种气味与声音的混合，构成了一种独属於崇禎元年陕西的独特气息——
    生与死的界限，模糊得只剩下一碗稀粥的距离。
    然而，陕西巡抚衙门的大堂之內，却是与外界截然不同的另一个天地。
    数十个硕大的鎏金铜炭盆被烧得通体赤红，源源不断地散发著融融暖意，將堂內的寒气驱散得一乾二净。
    空气中瀰漫著上等银骨炭清冽的香气，混杂著从旁边小几上紫砂壶中逸散出的醇厚茶香。
    光洁如镜的金砖地面，倒映著樑上悬掛的数十盏羊角灯，灯火通明，將堂內照得亮如白昼。
    大堂的正中央，按照约定俗成的地位与財力，摆放著一排排铺著宝蓝色彩绣锦垫的黄花梨太师椅。
    每张椅子旁的小几上，除了那套价值不菲的建窑茶具外，还摆放著四色精致糕点：染成粉色的玫瑰酥，洁白如雪的云片糕，金黄油润的蛋黄角，以及点缀著青丝红丝的八宝糖蒸。
    这一切的布置，奢华、雅致，却又透著一股刻意营造的荒诞感。
    它像是一场华丽的舞台剧，布景完美，只等著演员们登场，上演一出不知悲喜的剧目。
    辰时刚过，巡抚衙门沉重的朱漆大门前便陆续停下了一辆辆由骡马或健牛牵引的华丽车驾。
    从车上走下来的，无一不是西安城里乃至整个陕西东路都叫得上名號的大人物。
    他们个个身穿厚实的湖绸、江寧缎所制的棉袍，外罩乌黑闪亮的狐裘或紫光流转的貂皮大氅，头戴温暖的貂皮暖帽，脚踩厚底鹿皮快靴。
    长期养尊处优的生活，让他们一个个养得脑满肠肥，红光满面，与街道上那些在寒风中蜷缩成一团、面如菜色的灾民相比，仿佛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物种。
    这些人，便是西安府及周边地区的士绅、豪商、巨贾。
    他们是这片土地上，真正掌握著经济命脉的“土皇帝”。
    今日，他们是应钦差正使、陕西巡抚孙传庭孙大人的“邀请”，前来“共商賑灾大计”的。
    三天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接到过抚台大人的“劝捐”帖，但都被他们以各种理由或明或暗地顶了回去。
    本以为这位年轻的抚台大人会就此罢休，没想到，他竟又发出了第二轮请帖，而且措辞更加客气，姿態更加谦卑，甚至称呼他们为“乡贤”，言辞恳切地邀请他们来衙门一敘，说是有“万分紧要之事，需借重诸位乡贤之智”。
    这种出乎意料的以退为进，反而让他们心中犯起了嘀咕。
    “这孙白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辆装饰得尤为奢华的马车內，西安城最大的地主兼钱庄老板王宗濂，正慢悠悠地品著一杯由贴身丫鬟奉上的热茶。
    他年约五旬，面容精瘦，颧骨高耸，留著一撮精心打理过的山羊鬍，一双小眼睛里闪烁著精明算计的光芒。
    “东家，依小的看，这位孙抚台，怕是黔驴技穷了。”旁边一个管家模样的中年人諂媚地笑道，“他一个外地来的文官，人生地不熟，想在陕西地面上办事，离了咱们，他寸步难行。前几日碰了钉子，这不就学乖了，知道要好言好语地把咱们请来了嘛。”
    王宗濂闻言，嘴角勾起一丝不屑的冷笑：“一个读死书的愣头青罢了。他以为他是谁？真当一道圣旨，就能让咱们乖乖把银子和粮食都吐出来？天真！大明朝的天下，是皇帝的，也是咱们士绅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要是把咱们得罪狠了，別说賑灾，他这个巡抚的位子都坐不稳！”
    他呷了口茶，舒坦地靠在铺著厚厚虎皮的靠垫上，胸有成竹地吩咐道：“待会儿进去都机灵点。他要是哭穷，咱们就比他哭得更惨；他要是讲大义，咱们就比他更义正言辞。总之，还是按老规矩办，每家出个三五百石粮食塞住他的嘴，给他个台阶下也就过去了。他要是识相，就该知道见好就收。”
    怀著这样普遍的优越感，这群土皇帝们三三两两地走进了巡抚衙门。
    一踏入那温暖如春、茶香四溢的大堂，看到这般盛情款待的布置，他们心中最后的一丝疑虑也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