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章 讲话(求票求收藏)
陆泽原本以为,能写出《是“春分”还是“倒春寒”?》那种措辞严厉文章批评自己的人,现实里应该会是个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人物。
至少刚才在交流会上发表意见的时候,他確实挺符合陆泽的刻板印象的。
可当这位名叫方岩的青年评论家真的站到自己面前时,陆泽却有些意外。
对方外贸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青年学者,瘦高个,戴著眼镜,神情里带著一丝书卷气,甚至还有些拘谨。
“陆泽同志你好,我是方岩,你应该记得我吧。”他端著茶杯,语气有些生硬,像是在完成一项政治任务。
陆泽被他这反差给逗乐了,脸上的笑容也真诚了几分。
他伸出手,和对方握了握:“方岩同志,我很难不记得你,你可是批评我小说的头號先锋。”
他这话纯属半开玩笑,想缓和一下气氛。
没想到,方岩的脸瞬间就红温了,像是被人踩了尾巴的猫,连音量都提高了不少:“陆泽同志,我————我不是针对你个人。我个人很敬佩你的才华和创作能力。”
他似乎生周遭的人误会,急著解释,但一著急,话语反而就显得更冲了:“但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你今天说的书写人物”,这没问题,我也完全认同。
可天底下能写的人物有千千万,你为什么偏偏要去选旧时代的商人和改革浪潮里思想落后的小农去刻画?这种选题非常不好。
严重的话,甚至会让人攻击你立场有问题。”
说到最后一句,他大约是意识到场合不对,又猛地压低了声音,神情里带著一种“我这是为你好”的急切。
周围的人都被他这番操作搞得有些发愣。
李小琳嘴角憋著笑,王安忆则乾脆地翻了个白眼,似乎是觉得这人有点拎不清。
陆泽却没生气。他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了那种八十年代特有的、知识分子的执拗和天真。
他知道,方岩不是在找茬,而是真的在为一个“理论问题”而较真。
“方岩同志,你先別激动。”陆泽示意他稍安勿躁,说道。
“你能当面跟我討论这个问题,而不是只在报纸上写文章,我很高兴,这说明我们都是想把问题搞清楚的。
你的担忧,我也理解。不如我们借这个机会,把话说开?”
“好!”方岩立刻应道,扶了扶眼镜,摆出了一副准备辩论的架势。
周围的人见有好戏看,都围了过来,连王元化先生和茹志娟女士也被这边的动静吸引,饶有兴致地看著。
陆泽不紧不慢地开口,条理清晰地说道:“我们就来谈谈《锦灰》。你认为我不该写旧时代的商人,主要是批评我美化资產阶级,对吧?”
方岩用力地点了点头。
“事实上,我选择这个题材,不是心血来潮,主要有三点考虑。”
陆泽伸出一根手指,“第一,响应中央实事求是研究歷史”的號召。
歷史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用非黑即白”来概括。
过去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对民族工商业者这个群体,要么不写,要么就是脸谱化地批判。
现在中央提倡解放思想,我们作为文学工作者,就有责任去重新审视、客观呈现这段歷史。”
他这顶帽子扣得很大,但没人敢出来轻易反驳。
“第二,”陆泽伸出第二根手指,“是为了填补当下文学创作的一个空白。
我们的文学作品里,有工人、有农民、有士兵、有知识分子,但真正深入描写民族工商业者內心世界和时代命运的作品,几乎没有。
他们也是我们民族歷史的一部分,他们的奋斗、挣扎和爱国情怀,不应该被遗忘。”
陆泽的语气变得更加恳切,“第三,我是想通过他们的命运,来折射那个大时代的变迁。
《锦灰》里的陈景云,他面对的不仅仅是生意上的成败,还有外敌入侵、家国沦陷的背景。
在那样一个复杂的环境里,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选择,才是我想表达的核心。这和美化资產阶级,是两码事。”
这三点说完,周围已经响起了不少议论声,有人赞同,但也不乏反对声。
方岩皱著眉,显然还在思考,但脸上的倔强並没有消散太多。
陆泽没给他太多时间去组织语言反驳,紧接著拋出了第二层论据,也是最核心的论据。
“当然,我们討论问题,不能光凭自己的想法,还要有理论依据。”
他话锋一转,直接搬出了权威,“关於民族资產阶级,周总在1956年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有过非常精闢的论述。
他说,民族资產阶级具有两面性”,他们既有剥削工人获取利润的一面,也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他还强调,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爱国的,是愿意跟我们走的。”
“我的创作,不敢说完全领会了总理讲话的精神,但正是试图用艺术的形式,去呈现总理所说的这种两面性”和复杂性。
陈景云他有商人的精明和算计,但他更有实业救国的理想和民族大义。这恰恰是对总理论断的一种文学实践。”
这番话一出口,全场哑然。
把周总的讲话搬出来作为自己创作的理论基础,这一招属於有些超纲了。
將普通的文学討论上升到了路线和理论高度,这谁还敢质疑他的“立场”?
方岩张了张嘴,彻底说不出话来了。
他可以反驳陆泽的文学观,但他怎么敢反驳总理的论断?
陆泽看著他,乘胜追击,拋出了第三层观点,將歷史与当下联繫起来。
“方岩同志,我们再往深了说一步。我写《锦灰》,不仅仅是为了回顾歷史,更是为了观照我们眼下的现实。”
“现在国家实行什么政策?改革开放。
鼓励个体户,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那我们歷史上有没有搞商品经济的经验呢?
有!民族工商业者们的那些经验和教训,对我们今天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借鑑。”
“《锦灰》里写的那些情节,比如重视信誉、诚信经营,比如引进新技术、改良生產线,比如在逆境中坚持实业救国”的精神,难道对我们今天的经济建设,没有一点启发和借鑑意义吗?
我认为,恰恰是有的。
我们写歷史,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给今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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