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偷师
    正式开拍后，陆泽大部分时间都安静地待在距离吴貽弓导演身边不远的地方o
    他手里拿著一份从场务那討来的当天拍摄计划，一边翻看剧本內容，一遍默默地观察著现场。
    他在看吴貽弓这样一个老牌导演，是如何將文字变成画面的。
    他看著导演调度现场，指挥著几十號甚至是上百號人有条不紊地工作。
    他看著演员们在镜头前一遍遍地重复著同样的台词与申请动作。
    他发现有些镜头一次就过，有些表演，却被反覆要求“再来一遍“。
    如果重拍的次数超过三次，吴贴弓导演就会走到演员身边，低声讲解著什么，这大概是所谓地导演说戏。
    陆泽试图分析这其中的差异。他发现，那些一次过的镜头，通常是情绪饱满、动作自然的。
    而被喊停的，要么是演员的情绪没到位，要么是某个细节，比如拿工具的手势不够真实，或者镜头里某件物品地摆放不合理。
    他似有所悟，但又觉得隔著一层雾，无法完全说明白。
    他也旁听导演和摄影、灯光等幕后人员的沟通。
    听到他们討论这个镜头要用什么角度，才能更好地凸显老师傅手上的青筋和专注的眼神。
    或者是那束光要怎么打，才能让车间里的灰尘显得有质感，而不是脏乱。
    这些在他看来充满技术性的对话，让他深刻地意识到，电影创作是一项精密复杂的集体工程，每一个画面，都是无数人心血的结晶。
    这份极大的好奇心，促使他饶有兴致地看完了白天所有的拍摄场次，竟是丝毫没感到无聊以及时间的流逝。
    当导演吴貽弓宣布今天收工时，陆泽甚至还有些意犹未尽。
    他脑子里萌生出一个念头，或许自己应该去买一些相关的专业书籍来看一看，甚至，可以买一台照相机，尝试著用镜头去记录和表达。
    一方面他此前就有计划要尝试亲自操刀完成《锦灰》的剧本改编。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相比於用文字和小说营造画面，电影这种直观的视听塑造，也让他感到非常著迷。
    离开剧组前，陆泽向吴貽弓和几位主创演员们告辞。
    吴貽弓似乎看出了他对电影製作的浓厚兴趣，笑著拍了拍他的肩膀，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陆泽，我看你不是来探班交流的，倒像是来偷师的。
    你要是真这么感兴趣，以后就常来我们片场和上影厂逛逛。
    要是哪天你写东西做学问腻了，愿意来我们上影厂工作，那都不用我给你写推荐信，估计厂领导都得放炮仗欢迎你来。”
    “吴导您太说笑了。“陆泽笑了笑，“我今天確实学到很多，下次还得再来叨扰，您別嫌弃就行。”
    骑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晚风吹在脸上，带著一丝凉意。陆泽心里却在琢磨：“这片场倒是可以多来”。
    从片场回来后，陆泽必须承认，电影製作这种直观的、充满工业美感的艺术形式，著实让他大开眼界，也让他对自己未来的创作路径，多了几分新的思考。
    但他很快便將这些纷乱的思绪收拢起来，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毕业论文。
    当晚回到宿舍，他便和陈思和、梁永安几位师兄约好，第二天一起去泡图书馆，这个礼拜天爭取写个三五千字出来。
    第二日，三月里的上海难得有了个阳光明媚的大晴天。
    陆泽和三位室友怀里抱著书本资料，说说笑笑地走向图书馆。
    然而，意外总是不期而至。
    当他们离图书馆大门还有几十米远的时候，就发现门口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黑压压的一片，將入口堵得水泄不通。
    “什么情况？图书馆搞什么活动了？”梁永安踮著脚尖张望。
    陈思和扶了扶眼镜，苦笑道：“还能是什么情况？《收穫》第二期出来了。
    ，话音刚落，人群中已经有人眼尖地看到了陆泽，一声兴奋的“是陆泽！”，如同点燃了引线，瞬间引爆了现场。
    “陆泽同志！”
    “陆泽，我们能问你几个关於《春分》的问题吗？”
    “陆泽，我从浦东骑车过来的！”
    人群“呼啦”一下围了上来，將陆泽团团围住。
    《收穫》1983年第二期已经与本月初正式发售，《春分》下半部也隨之面世。
    陆泽也在前几天收到了编辑部寄来的一千二百二十五元的剩下一半稿费。
    也正因此，经过近两个月煎熬等待的读者们，对新上市的《收穫》杂誌展开了狂热的购买和阅读。
    这不，眼下的陆泽再次被由復旦学子和沪上其他高校学生组成的人潮，拦在了图书馆门口，他们几乎是將这里当做了陆泽的固定刷新点。
    陆泽一眼扫过去，甚至在不远处的人群里，看到了好几个面熟的青年教师，一个个的都在假意观望，但实则倾听。
    看著眼前混乱的局面，陆泽属实是有些头疼的。
    固然读者们的追捧让他倍感欣喜，但这也实在是耽误他自己的事情，也影响学校正常秩序。
    这次没有系主任郭绍虞先生前来结尾，但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以及保卫处可能也是有所预案了，没等场面失控就感到现场维持起秩序。
    在工作人员的协调下，混乱的场面总算得到了一点控制。
    陆泽知道今天不回答几个问题是走不掉了，便清了清嗓子，朗声说道：“谢谢大家对《春分》的喜爱。
    时间场地都不合適，我就简单回答三个问题，回答完我就要去写论文了，完不成我可是毕不了业的。”
    他这句带点自嘲的实话，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气氛缓和了不少。
    一个戴眼镜的男生抢到了第一个提问的机会：“陆泽同志，陈厚土最后的结局，是带著遗憾离去的。
    您为什么不让他看到改革的成果，给他一个更光明的结尾？这会不会显得有些悲观？”
    陆泽答道：“因为我认为，一个时代的转型，必然会有人成为过去”。
    陈厚土是旧集体模式的缔造者和守护者，他的信念与整个旧时代紧紧捆绑在一起。
    让他亲眼看著自己建立的一切被新的秩序取代，对他而言，那种痛苦可能比死亡更甚。
    他的离去，是一种象徵，象徵著一个时代的落幕。
    这不是悲观，算是对歷史复杂性的尊重吧。”
    第二个问题来自一个女生：“小说里水生的成功和梅香的悲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您是想通过他们说明，在改革的浪潮中，个人命运的走向是必然的吗？”
    “不完全是。”陆泽摇头道。
    “我想表达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是给了所有人以机会。
    但每个人的性格、眼界和选择，最终决定了自己会抓住什么样的机会，走向什么样的道路。
    水生有股不管不顾的闯劲，而梅香始终在被动地等待別人来拯救。
    我的意思是，性格，在很多时候就是命运的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