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復旦大学回来的那天,陆泽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復。
郭绍虞与贾植芳两位先生的联名推荐,其分量远超他最初的预期。
这不仅仅是一张进入考场的门票,更是一种来自学界泰斗的认可。
他知道,从自己接过那张推荐信开始,他的人生轨跡就已经被彻底扭转,驶向了一条更宽广、也更具挑战的航道。
与家人分享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后,姐姐陆芸和姐夫李立国又是震惊又是狂喜。
他们对陆泽直接报考研究生的担忧,在两位文学大家的名字面前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无与伦比的骄傲与自豪。
陆芸更是破天荒地没有再嘮叨他的身体,只是红著眼圈,一遍遍地叮嘱他要好好复习,不要辜负了先生们的期望。
时间进入三月,春回大地,万物復甦。
陆泽带著所有必需的材料——那封重若千钧的推荐信、刊载著他两篇论文的《文学评论》杂誌,以及自己的身份证明,前往了研究生考试的报名点。
八十年代初的研究生报名流程,远不如后世那般便捷。在一个略显拥挤的办公室里,陆泽排了许久的队,才轮到他。
负责审核的老师起初看到他如此年轻,且没有大学文凭时,眉头微不可见地皱了一下。
但在看到他递交的材料,尤其是那封由郭、贾二人联名签署的推荐信时,老师的態度瞬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他反覆確认了几遍推荐信上的签名,又仔细核对了杂誌上的文章,看向陆泽的眼神从审视变为了惊讶,最后化为一丝讚许。
在那个知识分子地位迅速回升的年代,学术界的权威是毋庸置疑的。
“同等学力,报考復旦大学中文系……”老师一边登记,一边轻声念叨,最后抬头对陆泽说,“小同志,材料齐全,符合报考资格。回去好好准备吧,考试在六月份,祝你成功。”
“谢谢老师。”陆泽接过盖好章的回执,心中一块大石终於落地。
从报名点出来,走在和煦的春风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轻鬆与坚定。
从重生到现在,他所规划的最关键的一步,至此已然走通。
剩下的,便是凭藉自己的真才实学,去迎接那场决定命运的考试了。
正当陆泽全身心投入到紧张的备考之中时,另一个好消息悄然而至。
三月中旬的一天,他收到了来自巨鹿路《收穫》编辑部的信。
陆泽拆开信封,里面掉出两样东西:一封简讯,以及一张邮局匯款单。
他先展开了那封简讯,熟悉的笔跡来自於实习编辑李萌。
信的內容很简洁,首先祝贺他的小说《匠心》经过编辑部最终审定,决定在最新一期的《收穫》杂誌上,作为头条小说重磅刊发。
其次则是编辑的工作日常——鼓励他继续创作踊跃投稿。
匯款金额一栏,清清楚楚地写著一个数字:140元。
备註栏则写著:《匠心》稿酬,两万三千三百字,按千字六元计。
一百四十元!
在1981年,这绝对是一笔巨款!
要知道,此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普遍在三四十元左右,即便是纺织厂里最高等级的八级工,一个月也不过百元出头。
而他这篇小说所获得的稿费,相当於一个高级技术工人一个半月的工资,更是一个普通工人三四个月的收入总和。
陆泽紧紧捏著这张小小的匯款单,心中百感交集。这不仅是他重生以来获得的第一笔真正意义上的“巨款”,更是他依靠脑海中的知识与才华,在这个时代掘到的第一桶金。
它证明了,在这片百废待兴的土地上,知识確实能够改变命运,才华確实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价值。
这笔钱,来得太及时了。它不仅能极大地改善他目前的生活窘境,让他可以安心备考,不必再为生计发愁。
怀著激动的心情,陆泽拿著匯款单和自己的身份证明,去了最近的邮局。
当他將一百四十元现金真真切切地拿到手中时,那种厚实的感觉让他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踏实感。
几天后,新一期的《收穫》杂誌正式发行。
陆泽特意去报刊亭买了一本。翻开杂誌,赫然映入眼帘的便是占据了头版显要位置的標题——《匠心》,作者署名:陆泽。
看著自己的名字和那些呕心沥血写就的文字,被印成铅字,散发出淡淡的油墨香,陆泽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成就感。
《匠心》的发表,在当时的社会上,尤其是在文学爱好者和知识分子圈层里,很快便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那类宏大敘事、强烈控诉的风格不同,《匠心》的笔触是內敛而冷静的。
它没有声嘶力竭的吶喊,也没有对歷史的直接批判,而是通过一个工人对手艺的坚守、对承诺的执著,以及在时代变迁中的迷茫与落寞,於细微处见真章,於平淡中显深情。
小说中那种对传统工匠精神的敬意,对“信”与“义”的推崇,以及结尾处出人意料的反转,深深地触动了许多读者的內心。
一时间,“陆泽”这个陌生的名字,开始在小范围內被人们提及。
在一些大学的中文系课堂上,有思想开明的老师会把这篇小说作为范文,引导学生们討论其独特的现实主义风格和人文主义內核。
在一些工厂的阅览室里,读到这篇小说的老工人们,会默默地放下杂誌,点上一支烟,陷入长久的沉思,仿佛在小说主人公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或身边老师傅的影子。
姐夫李立国更是激动地拿著一本《收穫》,在上影厂的同事圈里“炫耀”了好几天。
厂里不少导演和编剧读了之后,都对这个叫“陆泽”的年轻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称讚其文字老到,构思精巧,故事讲得有韵味,完全不像是一个新人的手笔。
当然,所有的反响都还局限在一定的圈子內,远未达到后世那种“一书成名天下知”的轰动效应。
但在1981年的春天,对於一个年仅二十岁、即將走上考场的青年来说,这已经是一份足以自傲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