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性格很复杂，在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上，甚至很矛盾。
    从帝国的统治出发，朱元璋要求明人跪天跪地跪父母，父父子子，君君臣臣。
    从父亲的角度出发，朱元璋对子女的要求是：不跪天，不跪地，跪父跪母跪祖宗，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朱元璋的初衷是好的。
    到这朱樉这里，情况就不一样了。
    想打开朱元璋和朱樉的死结。
    办法还是有的。
    朱雄英现在才意识到，困扰朱元璋和朱樉的，並不是条条框框，而是心魔。
    元旦的大朝会依旧隆重。
    大朝会之后的赐宴，朱雄英又收穫了一波勛贵和朝臣的吹捧。
    对於这些，朱雄英已经不在意了。
    朱樉將於元宵节后返回封地。
    留给朱雄英的时间不多了。
    朱標並没有放鬆对朱雄英的教育。
    方孝孺在大本堂为朱允炆和朱允熥讲解之余，也为朱雄英讲解为君之道。
    “为君者当持玉圭而怀霜雪，坐明堂而藏雷霆；水柔而能穿石，君仁须藏锋鍔，昔秦以苛政失鹿，然汉亦因宽柔致王莽篡鼎，周公诛管蔡，孔子戮少正卯，圣贤亦须霹雳手段。”
    方孝孺提醒朱雄英，为君者当刚柔並济。
    “若帝国利益和天纲人伦相牴触，该如何做?”
    朱雄英需要理论支持。
    方孝孺毫不犹豫：“天家无私事！为君者，当持干戈以卫社稷，此为君主之纲也。”
    方孝孺提醒朱雄英，皇家的纲，和普通人家的纲不一样。
    对於普通人来说，天纲人伦肯定是要遵守的。
    皇家，尤其是皇帝的纲，是一切以帝国利益优先。
    朱雄英终於知道朱棣为什么要诛方孝孺十族了。
    送走方孝孺，朱雄英起身前往乾清宫。
    “此事与你无关，你莫要管了。”
    朱元璋嫌朱雄英管的宽。
    “二叔乃是帝国秦王，这事儿怎么能和我没关係呢？”
    朱雄英非管不可。
    “好好好，那你说说，该如何做？”
    朱元璋没好气儿。
    “既然和亲已化为泡影，又何必让二叔处於痛苦之中？
    二叔家宅不寧，无心政务，若二叔的封地处於和平繁盛之地倒也罢了，偏偏二叔的封地是帝国边陲，內忧外患，岂能等閒视之？
    若皇祖父想让二叔反思，可寻一清净之地將二叔另行安置，若让二叔继续留在西安，实不能置之不理。”
    朱雄英痛陈利害。
    朱元璋沉默不语。
    “二叔乃诸王之首，又在宗人府担任宗人令，当为王室表率；
    皇祖父时长对我说：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若对二叔置之不理，长此以往，雄英担心会有不忍言之事发生；
    请皇祖父三思。”
    朱雄英发誓，他的本意只是让朱樉摆脱困境，並没有针对谁的意思。
    数日后，秦王妃“暴毙”。
    朱元璋再次给朱雄英演示了，什么叫帝王心术。
    “和你父一般仁义天下，除了能得到那些腐儒酸丁的称讚，於帝国何益之有？
    身为皇太孙，这天下就是你的棋盘，兑子的时候万万不能心慈手软。”
    朱元璋语重心长。
    这些话，想必对朱標也是说过的。
    朱樉来到飞龙宫，当面感谢朱雄英。
    “二叔无需放在心上，这是雄英应当的——”
    朱雄英低估了朱樉的痛苦。
    “雄英你对二叔恩同再造，二叔铭感五內——”
    朱樉泪流满面，对朱雄英的感激，无法用言语形容。
    朱樉和朱元璋父子这个死结，连朱標都没打开。
    朱雄英却成功让朱樉摆脱困境，重获新生。
    “二叔，咱们是一家人，雄英身为朱家长子长孙，为家人排忧解困，乃是分內之事。”
    朱雄英既是为朱樉，也是为他自己。
    经此一事，朱樉將成为朱雄英最坚定的支持者。
    “雄英，多说无益，日后但有驱使，二叔万死不辞！”
    朱樉又哭又笑，心情极为激动。
    “二叔，我不要你死，要你好好活著，成为帝国屏藩。”
    朱雄英对朱樉的要求和朱元璋一样，保境安民。
    朱樉在飞龙宫和朱雄英大诉衷肠的时候，朱元璋命宋利备了一桌酒席，把朱標叫到乾清宫，陪自己一醉方休。
    “熊，老夫戎马一生，刀下亡魂不知几何，无论遭遇强敌，还是眾叛亲离，老夫从未认输。
    虎毒尚不食子，樉的困境乃是朕一手造成的，本应由朕解决，朕却瞻前顾后，见死不救，若不是雄英当头棒喝，恐真有不忍言之事发生。”
    朱標默不作声。
    朱元璋说一不二，积威已久，莫说朱樉，纵是朱標，也不敢触碰朱元璋的逆鳞。
    “雄英很好，你莫要责怪雄英，雄英將来，定会成为一个好皇帝，比咱俩都好的好皇帝——”
    朱元璋喃喃自语，困意上涌，坐在椅子上沉沉睡去。
    接下来数日，应天无事发生。
    元宵节后某天，有人看到刚刚返回应天的申国公邓镇，去了乾清宫之后，没有第一时间前往春和宫，而是去了飞龙宫。
    这个情况只被乾清宫值班侍卫注意到，朝臣的注意力，都在皇太孙刚刚创办的《日月》上。
    不管是皇帝朱元璋的提名，还是太子朱標撰写的创刊词，都没有引发士林的关注。
    “理论联繫实际”如同春雷，將明帝国关於科举的爭议，彻底粉碎。
    五经四书流传至今，经歷朝歷代註解，衍生出来的版本如汗牛充栋。
    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是为改革服务，夹带的私货很明显。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里，夹带的私货更多。
    所以才会引发如此大的爭议。
    朱元璋命三老，以“理论联繫实际”为指导，根据明帝国的实际情况，为明帝国的科考编纂一套新教材。
    三老分別是刘三吾、汪睿、朱善，乃是明帝国在停止科举后，以“经明行修，练达时务”徵召的前朝遗臣和宿儒，“以备顾问”。
    这个工作是可以青史留名的，三老欣然应允，满怀激情投入新工作。
    朱雄英不关心科考。
    注意力都集中在將於二月初二举行的招標会上。
    朱雄英为巩昌冶开出的底標是10万石。
    想要得到巩昌冶的经营权，先交1万石的保证金，然后在10万石的基础上竞价。
    朱元璋和朱標冷眼旁观，任由朱雄英放手为之。
    朱標认为標底和保证金过高，或將导致无人报名。
    元宵节后，朱雄英在短短三日內，收到了20万石的保证金。